14所大学师生自筹经费为中国正名，后续来了

201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Alain Cohn等4名行为经济学家做了一个跨国实验，让外籍研究助理将实验用的遗失钱包交给酒店、银行等公共机构的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来度量公民的诚信度，并在《科学》杂志（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的论文，其中一个研究结论是中国的诚信行为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

在一个由200多名学者组成的“行为经济学”交流微信群中，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张琪发出了“组团”复制研究的倡议，很快就有包括杨芊、孙亚程在内的十多位大学教授响应，并组建了一个“中国队长群”。

来自中国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组成团队，在国内十个主要城市的500个点位开展实验。

实验发现，虽然只有27.4%的失主收到邮件联络，但77.8%的遗失钱包被成功归还，通过“钱包找回率”这一重要指标，证明了中国公民具有较高的诚信度。

历经四年，今年7月，他们的研究结果——题为《揭示关于公民诚信测量的争议：中国的扩展性复制研究》（Unraveling controversies over civic honesty measurement: An extended field replication in China）的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网友们纷纷点赞，说这是一次有理有据的“回怼”，中国学者“做得漂亮”。

而就在这几天，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中国团队的这篇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后，《科学》文章的三名作者给杂志社来信，肯定了中国团队的主要研究结论：“我们同意对方的观点，尤其是对于跨文化研究，使用单一的结果测量指标可能会限制结论的普适性，检查额外的测量指标是有价值的。” 同时亦对论文的新发现提出了几点疑问。

中国作者团队，点对点地回复对这些疑问进行了回复。这两篇后续文章“A closer look at Civic Honesty in Collectivist Cultures”和“Reply to Tannenbaum et al.: Constructive Dialogue Advancing Research on Civic Honesty”将在近期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关于这件事，我们采访了研究团队的两位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教授杨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亚程，解答了网友的几个问题。

1、Cohn的实验主要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会得出和中国团队大相径庭的结论？

杨芊说：“估计Cohn没有做预实验。在西方人的思维里，邮件联系才是最正常的方式。”

中国团队的实验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说，评估“诚信”，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替失主保管钱包”；而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

孙亚程说，跨国研究，尤其是涉及行为的研究，研究过程要做到简单、透明、客观，也就是说在不同城市的实验流程要一模一样。一个研究团队，即便有再大的资金支持，在多达40个国家进行同一个实验，客观上是很难避免缺陷的。

2、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学界是否存在话语权缺位？

孙亚程说，相对理工科已经取得的长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起步较晚，在国际学术圈上的展示度还不够。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逐渐改善这一现象。随着中国软实力的日益增长，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也有越来越多好的政策支持学者做更多高质量和国际水平的研究。

比如，孙亚程特地提到，这一次关于公民诚信（civic honesty）的研究能够完成，也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给他和几位参与者的基金项目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从2019年开始对杰出青年基金进行了改革试点。“这个改革鼓励了受资助学者的自由探索，给研究人员很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3、西方社会科学学者是否存在对中国的偏见？

杨芊说，某些学者对中国的偏见是存在的，这在研究的设置、方法、分析环节，在其他的研究中也能看到影子。

以2016年“对于15个国家的诚实程度比较的研究”为例，作者采用汇报投掷硬币结果和回答问题的实验来测量诚实程度，要求被试者投掷硬币，并报告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然后回答三个复杂问题。凡是报告看到硬币落地正面朝上的和答对问题的都能获得奖金。研究者将报告硬币正面朝上比例超过50%的和答对一个问题以上的被试者认定为“不诚实”。

杨芊说，这个研究具有明显的方法学缺陷——未区分东西方文化下对于“投掷硬币”的态度。在排名中，东亚国家低于西方国家，中国排名“最不诚信”。

她说：“研究被各国媒体大肆宣传，严重影响了东亚文化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但由于缺乏及时的、科学的、大规模的复制实验，并且缺乏新的理论构建，丧失了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诚实‘正名’的机会。”

4、当看到西方学界得出对中国不利的结论时，我们该怎么办？

孙亚程说：“当看到不利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时，作为学者，首先要保持冷静，情绪的宣泄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我们最初联系科学杂志的时候，也是带有一些情绪的，因为觉得自己的国民受到了冒犯。但随着实验的开展，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视角也就变得更加客观而非情绪化。学术期刊的对话最终是基于客观证据和严谨逻辑链的。”

他说，新一轮的讨论是学者间互相促进、激发的过程。这两轮的讨论不仅为中国公民的诚信正名，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学界对诚信的研究，加深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诚信规范和诚信行为的理解。

“没有必要盲目迷信包括《科学》期刊上论文的研究结论。同时，我们认为对话胜于对抗。科学严谨的数据和逻辑在澄清事实方面，比在留言板上情绪化的发泄更为有效。”